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症，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迫症不是病。对于强迫症的解释非常困难，十分复杂。
对于强迫症的理解，首先要排除常识。强迫症属于常识之外的东西。例如，你什么都有了，怎么还不高兴？刚才还好好的，你怎么就突然不高兴了呢？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心理往往就是瞬间划过，很快就回归常识或者常态心理。常态心理和强迫症之间有个分界线。但也有相似之处。相似在于，两者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似乎不用动心思自动冒出来。强迫症在常态心理中隐藏着，不可能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突然爆发，它表现为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想不开。这种想不开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永远都想不开，不可能有解开这种想不开的钥匙。按说，对于想不开的事情就不要继续想下去了，但人有这样一种天性，越是想不开的事情越钻牛角尖，这就像人有一种犯规的快感，越是不让做的事情，偏要去做。
于是可以说，常态心理与强迫症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在常识心理看来，强迫症心理是多余的、没用的。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多余的、没用的心思对于正在想心思的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影响，成为心理负担，以至于成为精神永远的创伤，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它不再像在普通人那里只是一闪而过的暂时念头，而是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如果你对自己说，到此为止我不再想了，这种自主的意识根本就无济于事。结果就是焦虑不安，极其严重的失眠，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还无法和别人诉说，因为那些重复的强迫内容无法说出口，即使说出来，别人会觉得你脑子肯定有病，因为这些强迫的心理内容，永远都不可能真实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是纯粹幻想出来的。这就是病理上的强迫症，心理医学称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普通人到不了这个程度，普通人的不高兴通常都存在着可以理解和解释的现实原因，这个原因解除了，烦恼也随之消失。这种情形，不属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病理上的强迫症，也被称为“心理障碍”，这需要解释，要加以澄清。它是正常心理路径中的障碍，它使心思朝向别一种多余的可能性，它只发生在个体身上，而常态心理是群体共有的。
强迫症的图片数不胜数，这个动作就属于强逼症
现在，可以对病理上的强迫症做心理哲学的归纳：它是个体的、完全脱离实际的玄想、是没用的、多余的。当事人的痛苦恰恰就在于想到了自己的顽念明明是没用的、多余的，想到了它们都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又不可能停下来不想。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几乎到了使人绝望的程度，不是当事人不可能理解，无法换位思考，这是不能假装换位的，因为你不是他——不是那个病理上有强迫症的人。这种精神的病态难以使人理解，不被理解的人是孤独的，这与他是否与人在一起无关。即使他正在与人聚会说说笑笑，其实内心仍旧孤寂，处于无法与别人深入沟通的状态。
病理上的强迫症难以与他人沟通，并非口才不好不善于与人说话，而在于没法说心里话，那些心里话既说不出口，人家听了之后，与其说是笑话你，不如说会觉得你的精神不正常，会疏远你，这不是现代人才有的顽念，古人也有，比如成语“杞人忧天”，是说一个人真的害怕天塌落下来，愁得茶饭不香，夜不能寐。
现在我不只限于谈论病理上的强迫症，而是和哲学与艺术创造性心理相对比，它们有外表上的相似性——多余的、没用的、脱离实际的古怪好奇心，总之都违反常识，用我们东北话说——“不着调”——但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不着调”啊！
那么，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了——病理上的强迫症与艺术哲学创造能力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那些只有常态-常识心理的人，不具有这种天生的禀赋，因为这样的人永远都是“着调”的、规范的，从来都不往“不着调”的方向想问题。但是，虽然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这是多么难以逾越的窗户纸啊！
我先澄清一个病理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人，通常都比较聪明。这种聪明有多余的精力无处释放，它主要还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想象力发达，否则就不会朝着“不着调”的方面想心事并且痛苦不堪了。这种聪明，是莫须有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可以理解成任性、任意去想的能力）顺便带出来的智力。智力只是附属的。它极度敏感，对于所在意的事情，想得极为细腻。而对于自己不在意的事情，能力平庸，甚至都不如一个普通人。这种敏感和细腻，首先是感情上的、趣味上的，它们带出来智力。由感情和趣味带出来的智力，不是知识和常识，是超越知识与常识的，不是现成的智力，这种智力只能是精神的创造能力，它有些古怪、奇特，前所未有。创造者自己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总有能力创造出来。
不是所有病理上的强迫症，都有能力捅破上述那层窗户纸。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与心理治愈有关的，就是精神能量的置换与转化。强迫症的基本特征，是对于“不着调”的事情的专注度、专注时间，非常人可比，但倘若只限于此，还谈不上任何精神的创造性。要置换为艺术哲学的创造性，要捅破这层窗户纸，需要专注方向的置换与转化，把多余的精力释放在艺术哲学甚至科学问题的方向。
实现这种置换，是需要能力的。具体就是，病理上的强迫症，要以毒攻毒，要借力打力，要将计就计——呵，凡是对我这种表述立刻心领神会的人都曾经经历这样的转变所带来的惊喜。具体就是，整天闷闷不乐瞎琢磨的人不再无所事事，而是，怎么说呢？比如像萨特那样下笔如飞，这相当于自我治愈，写作首先成为生理需要，其中的想象力相当于精神在呼吸，断句断行相当于呼吸的节奏，其中的感情与趣味因素，会自发地带动智力，哲学不就是爱出来的——智慧吗？这种专业思考不是纯粹的畅快，而是略带紧张焦虑中的思考与创作的畅快，这样的释放实现了精神正能量的置换与转化，它之所以能够成就人，就在于原本潜在的“强迫症”异变为精神创造性活动的专注度。《爱因斯坦与毕加索——动人心魄之美》这本书对比了他俩成功的一个秘密，除了天赋才华之外，成就他们的，就是长期的专注度。这不是刻板的要获得名声等身外之物的动机所导致的专注能力，而是聚焦于感兴趣的问题的长期专注度，即使发现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还只是专利局的小职员，还要一手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一手拿着书本思考。即使青年毕加索住在简陋的“洗衣船”里每月交不起房租。不知道是因为太穷还是为了节省时间，或者只是为了图省事，毕加索就一个饭盆，白天用来吃饭，晚上用来尿尿，这不是我瞎编的，是这本书里说的。
根据《德里达传》的描述，他的哲学天赋了得，但就是不适应学术体制的规范。当答辩论文时，交出来的文章受到当面羞辱。一个答辩委员这样对他说：“您患有单一信念偏差”。这与我以上所描述的情形是不是很相像啊？“单一”，相当于尼采说的专注一个点（德里达说是“起源的原初复杂性”）走极端的能力，一种复杂思想的生殖力。尼采的原话大意是，只要我的头脑里孕育一颗思想的种子，我就有能力让它迅速地生长为思想上的参天大树。但尼采说这是由于想法足够黑暗：地面上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是因为扎在泥土里的树根足够深，盘根错节，也就是德勒兹在“千座平台”这本书的前言中说的“根状茎”。
德里达与拉康，有一个根本区别，它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性情禀赋上的。德里达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自己最初的爱好是文学，但发现自己不会讲故事。或许他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天赋在哲学？哲学与艺术才华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早熟（可能科学才华也是这样的，尤其是数学）。早熟的标志是，在30岁上下写出和创作出的作品，可能就已经是一生的高峰，爱因斯坦、毕加索、叔本华、萨特、德里达，莫不如此。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哲学与艺术的创造能力，不仅全在于天赋，它和孩童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精神创伤有密切关系，这不一定指有人欺负你了，心理的痛苦难以抹平，比如以上我所描述的病理性强迫症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并不是真的有人欺负你了。这里引用拉康说的一段话：“最显著的事实是，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这不是因为他人控制着他想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人承认他。”（《拉康选集》，雅克-拉康著，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页）这是说欲望与获得他人承认之间的关系，这是最根本的。精神创伤，来自失去了这种承认，不被理解在效果上等同于失去别人的承认、失去信任、失联、茫然不知所措。这导致孤寂甚至精神创伤。欲望的落空，精力无以释怀，这种默默的承受在普通人那里会导致焦虑甚至抑郁，但是，对于某哲学与艺术潜质的人，就会我行我素，寻求别的出口，走一条前人不曾有过的新路，也就是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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