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两座城市》是一次奇妙的思想之旅。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扎加耶夫斯基和他作为一位诗人一样睿智而富于启迪性。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
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和他的诗一样散发出神秘的光芒，照亮了历史与想象、诗的内在精神与在世界的漂泊之间的空间。
——爱德华?赫希（美国诗人）
奇妙无比！唯有如此精妙的反讽，才能令人信服；唯有如此博学的谦逊，才能令人信服……扎加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随笔大师！
——理查德?霍华德（美国作家、批评家）
扎加耶夫斯基结合了明亮的政治意识和共情的艺术关怀……博学，而不自视其高；全面，而不流于琐碎；反讽，而不愤世嫉俗，他带领读者穿行于历史和当代的欧洲文化，使他们因此而改变、丰富，并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悬而不明的处境。
——让?埃默里奖授奖辞
扎加耶夫斯基始强调自我的声音、日常经验的形而上学，以及世界的丰富性与具体可感的细节，并不忘与自己的祖国订立一项道义契约。
——朵渔
一接触到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我就知道这是一位“精神同类”。他的作品总是处于见证与愉悦、激情与反讽之间，有一种东欧诗人所特有的精神品质和力量。同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从诗的意义上重新发现了“脆弱性”。这使我想起了肖邦：脆弱、痛苦、尊严和美等等。这位波兰诗人还很“神秘”，在他那里，一直有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它时而是“奥斯维辛的燕子”，时而是音乐的“第四种成分”，而这一切，在他都仅仅是某种“神秘学入门”。
——王家新
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选
尼采在克拉科夫
李以亮译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发现了尼采的著作。在克拉科夫的旧书店里，我搜寻它们，那时相对还比较容易碰到一些尼采著作的漂亮版本，它们在世纪早期由波兰第一流的作家和诗人翻译，在“出版商雅可布?莫特科维奇”的名下出版。然而在发行当代出版物的书店，你不可能找到尼采的书，因为尼采已经被官方贬斥为——我怀疑，在所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一个“法西斯的前驱”。但是，谁没有被贬斥过呢？尼采会发现有很多同伴。切斯瓦夫?米沃什、乔治?奥威尔、阿瑟?库斯特勒、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曾经被谴责过。谁不喜欢极权主义并且站出来那么说了，结果就是上黑名单。公平点吧——这里我听到某个退休审查员的声音指出我的错误——尼采实际上在另外一个名单上，他的邻居是塞利纳、戈倍尔、《我的奋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家的著作，等等。不错，事实仍然是，他的著作在正规书店找不到，而在阅读二十世纪文学，无论诗歌还是散文时，所要遭遇到的情况是，你会发现一个神秘作家的踪迹，不同于其他作家，他属于一个单独的门类——那是一个没有写过一本小说的大师、一个不同于“一般”诗人的诗人，一个以随笔作为主要武器的作家、一个多年漫游于南欧各个国家之后死于疯狂的艺术家。我们手头上的百科全书对他只字不提。它们以精巧、善于说谎的风格解释说，他是“一个为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开辟道路的法西斯先锋”，或者说他是一个近似于白痴的人物。但是无人相信他们出版的那些百科全书，所以你得在另外的地方去寻找，在那些很好的旧书店，还有世纪之交出版的旧书籍出售。有时碰巧找到一幅照片，常常是同一幅，蓄胡子的、头发浓密的一个男人，非常严肃、紧张，略微有点做作。
回到七十年代，尼采对于我与我的同时代人是一个神秘人物。我们对他与他美丽的俄罗斯女友露?安德烈亚斯的情事略知一二，我们知道他的疾病，他在山间的漫步，他可怕的偏头痛。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缺乏细节。当然，在西方，情况肯定完全不同，那里从来不缺少学术的研究、传记、参考书目，在那里，尼采在十九世纪的位置存在争议，这是肯定的，但是无人怀疑那些基本的事实。东欧的迟到——是由于战争和审查制度造成的，因为此前也有过毫无障碍地研究和阅读尼采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让我们从而有可能体验尼采最早那批读者一定有过的战栗，让我们可以代表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作者迷住过的第一代读者。毕竟，尼采从无名中，从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年代浮现出来了，人们起先对他也是所知甚少。通过剥夺尼采在文学中的存在，共产主义的审查制度把他封存了起来，却以其自己的方式，在一个精神收容所里，无意中反倒恢复了“诗人之诅咒”的光荣。
除了作者本身的传奇色彩，尼采的文本之中，是什么吸引了我呢？我想，从对《悲剧的诞生》、《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及《曙光》的自发阅读开始——但我后来进一步读到的一些，却是有人指点的，我必须说明，这些书，我设法在二手书店，后来是在大一些的图书馆里搜寻到它们。偶尔，读到它们的顺序正好跟它们写出的顺序大致相似。我最初阅读尼采的体验，在记忆里持续如一个自由的节日；其中有着某中令人解放的东西。说到底，有谁能比一个年轻诗人更有准备回应尼采，他最强的保护就是他自我陶醉的孤独，对自己天才的感觉，他内在的自由，以及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他对于人的创造最本质能量的感觉，文化的或者其他的创造力量，总是不被时代的学术权威注意。这些伟大的学者，他们似乎知道一切，计算过阿尔基洛科斯①诗歌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音节，却不能辨认出到底是什么，刺激、催生出了人类大脑和创造性的活动。他们分析成果却无视它的本质；他们研究火但是只会描述它的灰烬。而正如我们知道的，尼采总是兴奋地说出这条原理，学者们什么也没有看漏，除了生命本身。
然而，事实证明还有别的东西，引起一个年轻诗人的共鸣：这个哲学家和哲人在处理国家问题时所取的嘲讽态度，他对于新形成的德意志帝国的挑战，他对由俾斯麦团结起来的德国国家力量的嘲弄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治。我喜欢这一点，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当然被他对国家的嘲笑态度迷住，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极权统治下，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式的制度下，我就是那样做的。我在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管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巧妙行动中，不自觉地寻找着盟友。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有个人，他直接站出来并声称自己的精神独立，他不为历史的舞台布景焦急，他从自己内在的精神之中开口讲话，而且，以这样富于活力与才华的方式，他的语言又是那么纯粹、富有张力、完满丰沛。为抵抗历史特定现实的自动主义——在尼采这里，是对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这其中包含的东西，远超过单纯的政治性的挑战。它同时也是一种宣示——就像海关申报那样——这是他自己精神、个人财富的宣示，它无涉于官僚与政治结构。我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盟友吗？这是一个哲人，根本不考虑任何的危险，忽视所有外在的权威，不仅是挑战利维坦②式国家，并且，还那么不在意地，理都不理这个怪兽的反应。
《悲剧的诞生》——我不能肯定第一次读过这本艰深的书就真的理解了它，因为它要求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接受的教育。尼采的悖论是，作为一个在他的年代最会读书的欧洲人，却不赞美博学，他只赞美生命本身，他写的书不是显而易见的，不是谁都能够马上读懂的，对于不幸属于在这个大陆的现代历史上受教育最差的一代里的一个读者（无论西欧还是东欧），尤其如此。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把握到了尼采对于悲剧洞见的微妙之处，是否把握到那种令人绝望但又是令人愉快的对于我们脆弱存在的肯定。我感觉，我想，我在读到关于酒神狂欢的本质时全身颤抖了，而且肯定不喜欢日神的一切东西。但我在读到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时，感到了犹疑。我喜欢并崇敬苏格拉底；我很难相信希腊和欧洲文化的衰落是从他开始的。我记得，我是这么认为的，将这种衰落追溯到雅典，是多么势利的看法！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我所崇拜、认为具有超人力量和巨大智力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呢？我必须暂时将有关苏格拉底的问题放到一边，集中理解大师的思想。理解？我完全不能肯定这是我的目标；我阅读尼采更多是为了灵感，为了强化，为了给火焰添加燃料。这也是年轻的——有时是不那么年轻的诗人，贪婪地、利己地阅读尼采的方式。在他们获得一种能量补充的时候，他们并不大关心这样的问题：“他正确么？比如说，他对于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的判断难道是正确的吗？”而这在尼采身上是很突出的问题，因为包含在他的文本之中、为其宣扬的“能量”，是其思想的核心，甚至是风格的核心。
这就是我，以及我的身边熟悉的人，阅读尼采的开始——甜蜜的开始！虽然回想那个时候，他并不是我在智力方面唯一的大师。我无意列举一个长长的名单使读者厌烦——我只想强调，我不是十足的尼采的信徒。但是，即便我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尼采，我所体会到的一切，却使我能够充分理解那些狂热的读者，他们痴迷这位留着胡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家，囫囵吞枣地咽下他的著作，仿佛在他之前不曾存在过别的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仿佛这个预言家、这个他们等待多时的智力世界的立法者，是突然之间从乌有之地冒出来似的！
离最初的青春岁月越远，我越是体验到一种感觉，尼采在随着我一起老去。我读到他更晚的著作——《超越善恶》，《道德的谱系》，言过其实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难以忍受的、极端自恋的《瞧这个人》，冷酷的、死后出版的《权力意志》。这是一个不同的尼采，不再像他最开始时那样敏捷、具有活力（只是在意识到许许多多的深渊时，才具有一些活力）。那个作为艺术家的尼采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而作为一个异教开创者、一个沉迷于不断攻击基督教、社会主义与道德的反道德者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生命”的概念在后来发生了改变。在早期著作里，它被一种诗性暗示的灵光包围，因而与一种快乐的、创造性的火花相似，引燃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建立起来的纸上宫殿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密码。在后来的著作里，不夸张地说，它变成了一把对付他的敌人的锤子，一种被单调、过分地滥用的沉重工具（尽管他在不停地赞美“轻”）。他没有避开孤独的危险，这是在他年轻时所作的一篇论述“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的随笔里曾经指出过的——愤懑和麻木不仁。的确，它们甚至比那些孤独的灵魂，表现出更为不一般的形式。显然，尼采也为一种不祥的偏好所苦，这种偏好在某些十九世纪的思想者（以及在后来的世纪里他们的继承者）那里也相当普遍。这就是试图得出一个大范围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结论的共同倾向，缺乏一些必要的幽默感和对于他们自身预言性洞察力的怀疑。
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尼采的追随者，那些数量庞大的门徒，陶醉于他们对一个“来自于锡尔斯-玛利亚的隐士”的阅读。这位来自于锡尔斯-玛利亚的隐士被大量的追随者狼吞虎咽：邓南遮拿走他的伞，安德烈?纪德地注视着他，加谬做着笔记，汉姆逊想要记住这个大师的每一个词，马尔罗不停地讲着，D.H.劳伦斯赞美着性的魅力，托马斯?曼徘徊在他和叔本华之间，罗伯特?穆齐尔穿上他最好的西服，里尔克在沉思身边经过的年轻女士。没有什么比这一大群杰出人物围绕在一个更为杰出的人物周围更滑稽的了。有时看起来，弗?伊?列宁，这个暴力革命的倡导者、这个出类拔萃的行动者，丝毫不受这个法律或那个道德影响的人，好像不是来自于其流放地苏申斯克，而更像是来自于常常翻阅、被弄脏了的尼采晚期著作。（这个假设并非完全牵强附会，因为列宁的权力意志的宣言，《怎么办？》一书可以追溯到年，那时对尼采的狂热已经覆盖了整个欧洲。）围绕神话般的尼采的人群，主要是欧洲最有天才的一些作家和思想家（而且不只是欧洲）。在波兰，先是有斯坦尼斯瓦夫?勃热佐佐夫斯基，然后是伊瓦什凯维奇，贡布罗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很难想象尼采在哪个国家不曾留下痕迹，不曾影响其知识氛围；当然，不只是尼采；客观冷静的教科书使我们想起新浪漫主义危机，在势不可挡的科学优势（附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因宗教信仰的传统结构的变化已被彻底改变）需要之间寻求平衡的不顾一切的探索。虽然如此，即使已经知道，像尼采这样的人是如何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期待和崇拜，我们仍然很难不着迷于那么大规模的崇拜、大范围的影响和狂热的忠实。
这些围绕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家和思想家已经凝固成传奇并崇敬地凝视着他：这一景象，正如我说过的，略有一点喜剧性，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缺少某种旧式的魅力。至于我，我的尼采，我最初阅读的尼采，却开始寻找另外的思想家。我反抗有那么多尼采式人物的存在；这几乎像是一种嫉妒，仿佛你体验过的那种嫉妒，你的朋友不只与你做朋友，而是还有一百个其他朋友、二百个熟人、三百个狂热者。此外，我开始阅读关于尼采的批评著作，他们的分期，他们对其影响的评估，他们
